李白与杜甫有着各自不同的创作形式和风格, 这源自于二人截然不同的生命际遇和人生体验。长久以来, 对

于杜甫与李白诗文创作谁更胜一筹, 一直难以得出确切的论断, 或者说二者无法得出孰优孰劣结论。那么这

样的结论的依据为何?如果说是时代的具体需要左右着李杜二人成为典范的结果, 那么时代的需要是基于什

么层面而存在的, 又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显示?其背后有着怎样的话语体系?这种时代典范的选择对于历代

诗歌的研究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作用?结合上述问题, 本文将以前代, 特别是宋代对于李杜诗歌研究的文

献和资料为基础, 以“象”与“天命”为前引, 深入剖析造成李杜二人性格气质以及创作风格差异的成因,

并以儒与道为切入点, 通过对儒与道相反相成的生命观和价值观的把握, 探究“仙”与“圣”背后的潜在话

语体系和左右李杜成为时代典范的重要原因。

1 前人对于李杜诗研究的相关概述
鉴于李白和杜甫各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气质, 可以说很难简单的判断李白、杜甫二者究竟谁的作品更胜一

筹, 就像李白被冠以“谪仙”, 杜甫被冠以“诗圣”之名一样, 这样不同称号的赋予, 一定是源于二人不同

的诗歌创作风格、创作方式以及创作观念的差异。当然已晚于李杜千百年的我们, 无法感受李杜创作的那个

时代氛围, 但可以通过流传下来的作品进行取样和分析。千年的时光中, 免不了有大量的作品亡逸, 相比之

下,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李杜作品可谓精品中的精品, 可以说更加接近二人的核心观念和风格。“目录之学

, 学中第一要事, 必从此问途, 方能得其门而入”, 说的是假如要做学问, 第一步就是要学习目录学, 通过

目录学可以比较直观和大体的了解研究对象的数量。[1,2]在目录学的范畴中, 杜甫的集子以及与杜甫作品

有关的书已有近700种, 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家的研究中, 其数量首屈一指。南宋有两句关于杜甫注本的话,

一句叫“千家注杜”, 就是有一千个人为杜诗作注释;还有一句叫“五百家注韩”, 就是有五百个人为韩愈

的文章作注释。从研究的数量上不难发现, 在对杜诗作品的研究上, 宋代士人可以说不遗余力, 这一现象在

宋人对李杜诗歌品评的倾向性上略能窥见端倪, 由此也可引出, 宋人对于二人诗作的大致倾向和基本时代抉

择。

鲁迅认为, 要考察某一个时代文学的状态, 某一时代文学的风气, 最重要的材料并不是那个时代的评论, 而

是那个时代的选本。[3]在唐人和宋人对于自己本时代诗歌的取舍方面, 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时代风气

的交互影响下, 一定会有所不同。现存的《唐人选唐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有两种版本:一种是1980年以前

出的《唐人选唐诗》, 一共收集了11种;第二种是后来经过增补的, 变成了13种。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版本,

现存的《唐人选唐诗》中只有一种选了杜甫的诗, 即晚唐韦庄选的《又玄集》。韦庄在《又玄集》上一共选

了143位诗人、300首诗, 其中杜甫诗有7首。而在第一部尊杜选本《唐诗类选》中, 编者唐人顾陶一共选了

200位唐代诗人、1 200首作品, 其中杜诗至少有27首, 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至中唐, 杜甫的影响力已

经开始扩散, 顾陶在《唐诗类选》中说唐代最好的诗人有两个, 就是“杜李”。顾陶将杜甫之名放在李白之

前, 可见中唐已经有了尊杜的倾向。这本诗选在唐代并非很著名, 也并非是官方正统的导向, 不为大众所熟

知。下限为天宝三年的《国秀集》收录的90位诗人、220首诗中连提都没有提到杜甫, 这一年杜甫才33岁,

未入长安, 故并没有什么名气。《河岳英灵集》下限为天宝十二年, 这一年杜甫42岁, 于天宝三年进长安的

杜甫, 此时已经42岁, 在长安生活了九年了, 但其中选了和杜甫有过唱和的岑参、高适等人, 还是没有选杜

甫。由此可见, 杜甫身前以及身后的一段时间里, 其诗名是不大的, 没有受到诗坛足够的重视, 无法被划入

一流诗人之类。而李白则不然, 且抛开诗评作品不论, 就其被玄宗皇帝所青睐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李白诗在唐

代可以说的上是首屈一指的, 也在官方体系中, 并非杜甫能比。

2 李杜与无形之象及天命使然
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中, “玄”的成分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李诗就恰如其分的浸染了这份“玄”的气质, 是

杜诗远所不及的。这种“玄”的气质可以理解为古人天命观中的“象”。庄子与李白具有大致相同的气质。

庄子《逍遥游》中出现的“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等浩荡景象, 在现实生活中

是不可能存在的, 而李诗中“四万八千岁”、“落九天”这样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亦非人所能感受和目及的。

实际上, 这都是他们心中的景象, 是一种天命的征兆, 也就是“象”。李白和庄子对于自己的天命都有着直

观的洞察, 从而把握着生命中的变化和余地, 把握着天命中的“象”。李白生命中融入着强烈的天命感, 这

是杜甫所不具备的。这种天命感是感受到自身生命的深处, 与一个世界或者一个世代所发生的隐秘的关系,

其临在与身份、地位、大事无关, 是一个世代的尊严。庄子面对梁惠王, 面不改色, 直言不讳, 这是一种天

命居留于此的磅礴大气。这一点在李白身上尤为明显。如“天子呼来不上船”、“贵妃磨墨, 力士脱靴”等

情节, 无不彰显李白天命临在的从容。李白正是顺应了自己的内心, 才不会被尘世中“束缚自己的束缚”捆

住手脚, 盲目徘徊, 从而拨云见日, 身登青云之梯, 到游心太玄的境界。

相较于李白, 杜甫更倾向于是“奉官守儒”的代表, 体现在其拘谨的处世和对于儒家礼教规范的严守。杜甫

在其《述怀》一篇中写道, “麻衣见天子, 衣袖露两肘。朝廷憋生还, 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 流离主恩

厚”, 这其中俨然描绘出了自己的一副在朝小臣的形象, 又如其在《忆昔》中“小臣鲁钝无所能”一句, 更

是衬托出典型的“腐儒”的形象特征。或有情绪激昂的诗句, 如《狂夫》中的“欲填沟壑惟疏放, 自笑老夫

狂更狂”只是停留在凡尘俗梦的纠葛迷茫之中。与李白相比, 杜甫始终是混沌的, 他并没有目及至属于自己

的天命乃至天命所显现出的“象”, 因此倾向于对普通生活以诗为载体的记录, 更堪为“诗史”之名。杜甫

也不会成为李白, 他自有独特的气质。[3]

杜甫始终在追寻“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人生理想。对他而言, 内在本就有一个已经实现的生命, 会

带来宁静、满足、狂喜、平安, 然而作为人而存在这样的限制, 则成为谦卑的根源, 给杜甫带来了浑然如大

地一般凝重沉郁的气质, 指引其找到独特的自我, 并由此以卑微的道路、伟大的诚实给予所有的渺小者以伟

大的同情, 站在地上仰望苍天, 被冠以“圣”名。而这也是宋代人所推崇的, 毕竟, 玄妙脱俗并非轻易可及

。

3 儒与道及“仙”与“圣”
3.1 李白与道及“仙”
李白素有“谪仙人”这样的美誉, 而李白本人也多以“谪仙”自比, 并将此称号作为与自己的气质相吻合的

事物, 加以积极地肯定和接受并融入其诗作之中。综合杜甫的《寄李十二白》、孟启的《本事诗》以及范传

正的《新墓碑》等来看, “谪仙人”的称号实际上是贺知章在读了《蜀道难》《乌夜啼》等作品之后, 发出

的“此诗可以泣鬼神矣”的评价和赞辞。当然, 从历史上看, “谪仙”的称号并不仅仅被用在李白的身上,

在李白之前便早已见诸史册, 而在李白之后, 如白居易的《酬吴七见寄》中便有“不知有何过, 谪作人间仙

”一句, 乃至宋朝的苏轼亦有此称呼。可见, “谪仙人”一词作为对优秀人才和超尘脱俗之士的赞词并不罕

见。然而, “谪仙”一词被用在李白的身上, 却显得恰如其分, 理所应当。“谪仙”所包含的属性, 无论是

才能上的超越、卓尔不群, 个人气质、性格上的自由和非拘束性, 或是人生经历的曲折性和传奇性, 都与李

白自然地契合、交融, 合为一体。纵然“谪仙”一词并非为李白所独创, 但在其漫长的生命历程中, 内心早

已向着“谪仙”的方向微不可查地倾斜, 这也是李白在不断发现和解读自己。从“谪仙”一词的字面上看,

“谪”者, 贬谪也, 用道教的观点来看, 是天上的仙人身犯过失, 因罪流谪凡间, 而这与李白被从长安放逐

的情节似有着细微且隐秘的联系。李白对“谪仙人”的自我承认, 注定了他在朝期间的言论行动向着谪仙式

的恣肆、放纵的方向不断发展, 进而一步一步走向被贬谪的命运。李白入朝不到三年就遭到放逐, 是否是为

了成为“谪仙”, 在长安的宫廷里, 李白必须或者说不得不像“谪仙”在天上那样被流谪。这究竟是性格的

悲剧, 还是命运的使然?要么成为像“仙”无比闪耀而光辉地存在, 要么成为普通人混混沌沌度过一世, 这

时刻摆在李白的人生必经之路上, 不断要他进行抉择。这种抉择体现为一种巅峰时刻的来临, 这种来临是恢

宏的、磅礴的、极具生命的穿透力的, 也正是通过这样的一次次契机的来临, 李白“谪仙”的气质也不断地

积淀、酝酿、发酵, 最终喷薄而出, 化为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认识和接纳自我实际上也就是一条光明的出

路, 这条出路与道教的出世之路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处。但也不尽然, 像李白这样的“谪仙”一定是对

尘世有所留恋, 就像“谪仙”只有被流谪到人间方才被称之为“谪仙”一样, 他的心中注定也常眷念着这片

众生伫立的土地, 并以此为基点, 跃然而上, 超尘出世。

3.2 杜甫与儒及“圣”
杜甫享有“诗圣”的雅号, 这也与其沉郁顿挫的个人气质极为相符。其中, 沉郁指的是诗歌情感的深厚、内

容的广博、意境的雄浑澎湃, 顿挫则主要指的是诗歌表情达意抑扬顿挫以及音调声情的曲折有致。

在宋人看来, 唐诗犹如一座让人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自北宋初期, 宋人下意识地选择一条学习唐诗、借鉴

唐诗的道路, 以期在选择性继承的过程中有所突破。贾岛、白居易等优秀诗人被当作创作诗歌的范例学习,

并由此诞生出一系列如晚唐体、白体、西昆体等诗歌体例流传于世。杜甫在宋代诗坛的主导地位主要是在北

宋中期以后所确立, 在此期间, 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起着关键性的引领作用。王安石在《四家诗选》

中将杜甫排在了首位, 黄庭坚则以杜甫为学习借鉴的对象, 并提出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诗学理念

。

杜甫生活的唐代是一个相当开明的时代。儒道佛三家的思想都得到朝廷一定程度上的关注和支持, 总体来说

, 唐代诗人的思想是相当多元且活跃的。杜甫早年间世界观还未完全确立的浪漫幻想时期, 曾经一度醉心于

道教的仙丹长生之类, 自壮年以后, 则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源自他在人生仕途之中屡遭不顺的困境

, 因此希望从佛教中得到一点慰藉, 但杜甫并非真的有遁入空门的想法。

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思想为传统的家庭中, 他的一生始终是与儒家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分割的联系。儒家关

注的是社会与人生, 而杜甫也必当是积极入世。杜甫青年时期的“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诗句生动形象

地展现了其作为一名儒士的精神风貌。在长安的十年间, 对人生艰辛和人民疾苦的体察为杜甫确立了坚定的

信念。

3.3 儒与道的互补及其终极使命
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爱, 主张在天下推行建立于仁爱之心上的仁政。这种仁爱的思想是自然的, 由近及远、

由亲及疏的, 符合人的本性, 切实可行。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此, 杜

甫深以为然, 常常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显露出来。当杜甫到奉先县去探亲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的幼子已因

饥饿而夭折。悲痛万分, 立刻联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困苦的人:“抚迹犹酸辛, 平人固骚屑。默思

失业徒, 因念远戍卒。”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在一个秋风秋雨之夜, 杜甫屋漏床湿, 彻夜不

得安眠, 此时此刻, 他所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何时

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的思考过程和感情流向也是由近

及远, 由亲及疏, 这分明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精神的具体阐发。[4]因此,

杜甫“诗圣”称号中的“圣”字是基于儒家的思想层面应运而生的, 带有儒家爱与仁浓厚的情感色彩。

如此看来, 李白和杜甫似乎又是对立的。李白的超越性于道家的契合, 正如杜甫的仁爱之心于儒家的切近一

般, 这源自于对“道”的解读和价值世界建构上的区别。形而上的道被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而加以确认, 实际

上是人类精神自身的完整性与统一性的高度体现, 其根本目的并非仅仅是要为我们所身处的物质世界找到某

种产生的来源, 而是要通过对源起的追溯为物质世界确立起某种本质的精神, 从而带来理性被充分运用的可

能性, 使思想对现实的批判得以贯彻和实现。

儒家由确认“道”之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开始, 从对万事万物总体的独特领悟之中, 总结出了特殊又普遍的

德行原理, 赋予“道”以道德的本质属性, 使之成为价值的本源。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 “道”不仅是存在

的本体, 也是道德的本体。在“道”由存在之本源向“道德”转变的过程中, 体现着儒家关于人以及人类社

会之理想的价值诉求。儒家对于“道”的解读, 实则是一种对于人的终极关怀。

在道家那里, “道”仅仅作为宇宙生命之本体的“属性”, 作为纯粹的“有”或是“无”而存在。以庄子为

例, “道”成了一种生命的哲学, 道的普遍性体现为生命存在的普遍性, 生命被平等的赋予一切万物, 充分

解构了儒家建立在关于人的“最为天下贵”的观念上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 确立了一种以生命本质的真实状

态回归为目的的最高价值理念。[5]

由此看来, 儒家将个体对于道德的践履作为寻求“道”, 个体价值的必由之路, 需要个体积极地介入社会的

公共生活, 这是一个向外寻觅的过程。而对于道家来说, 道的实质在于个体, 在于生命的本身, 所以对于自

身生命的洞见以及完善, 便成为最高价值本身, 这种自我生命的完满是一个向内探索的过程。儒与道表面看

来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二者却是统一的, 他们出发的起点都是基于人这一个体, 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生

命价值的示现方式和实现方法。同样都是对于自我本源性的叩问, 而这也是“仙”与“圣”、李白与杜甫的

互补, 是相反相成的。长久以来, 世人无法对李杜做出一个孰优孰劣的断论, 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因素

, 而另一方面,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李白和杜甫被冠以的“仙”与“圣”之名, 相异也相容。时逢盛世, 便

需要李白所具有的对于自身的感悟和体察, 来达到生命的完满。世道衰落, 便需要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存在

, 去完成道德的践履, 去救世济民, 通过道德上的完满, 达成个体心灵的安宁与平静。

4 天上无虑的“仙”与地上带来希望的“圣”
如果说唐时杜诗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那么李诗可以说是久负盛名了。唐代是一个政治、文化宽松且自由

的时代, 对传统的儒学有继承也有变通。在开元盛世后, 唐王朝的文化达到巅峰状态, 这也使得以李白为代

表的“仙质”诗人不断涌现, 李诗的出现绝对离不开李唐这一片蓬勃肥沃的土壤, 因为没有精神的枷锁, 所

以李诗能够凭借其气质中的一缕“仙缘”高高的从尘世中卓越而出, 达到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 无法被模仿

, 更无法被超越。

在经历过五代十国的动荡和纷乱之后, 宋时文人士大夫一度寻找无法企及唐代诗作的原因, 甚至有人认为,

唐人已将五、七言诗歌写尽, 无诗可写。宋代人常把“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进行使

用, 因为这两句话说的都是怎样对前人留下的优秀作品加以继承, 吸收前人的经验为我所用。这种理论的提

出者黄庭坚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初入门者, 对此深信不疑, 因为这无疑是一个入门的好

方法。当然, 黄庭坚进一步认为, “夺胎换骨”只是一个开始, 宋代诗人开始写诗的时候, 唐诗就已经存在

了, 唐诗是他们所面临的文学遗产。一方面, 唐诗为宋人提供了许多好的经验, 可以加以参考, 并且可以模

仿。而另一方面, 也给宋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唐诗写得太好了, 所有的题材都开拓了, 所有的风格都

开创出来了, 无论哪个方面, 只要联想到唐诗, 总会找到这方面的名篇。但是, 黄庭坚告诉宋代诗人:“夺

胎换骨”“点铁成金”这种事情, 并非只有我们这样做, 前人也这样做, 杜甫这样做, 韩愈亦如是, 因此,

这是无可厚非的。黄庭坚提出这样的理论后, 宋代的学者、诗论家举出了很多前人的例子, 探讨杜甫是怎么

做的, 韩愈是怎么做的, 他们对前代的那些文献是怎么进行“点铁成金, 夺胎换骨”的。可以说, 这样的思

考深入人心。所以在杜诗的注解中, 这些注家也就带着这种观念来思考:一句杜诗写得好, 它的来源何在?究

竟是独创的, 还是对前代的诗“夺胎换骨, 点铁成金”的?照这样来, 其实偏离诗歌的“道”就越来越远了

。宋人的心理是恐惧与兴奋交织并存的, 恐惧的是害怕自己无法独树一帜超越唐诗的心中彷徨, 兴奋的是对

于唐人诗歌创作的那一种尊重和信赖之情。在宋人看来, 唐诗是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证明为最为优秀的

诗歌形式, 哪怕直接全盘继承也并没有关系。去把握一件事物最好的方式往往是把这件事物进行理论化、系

统化的提炼和升华。宋人对于杜诗的品评也是这般, 杜甫因为“读书破万卷”的声名, 被冠以“无一字无来

处”的头衔。杜甫更像是为救宋代诗人于苦难的圣者, 杜诗正因为“无一字无来处”这样的说法, 给宋代诗

作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点, 使得诗歌的创作更加容易被把握, 使得诗歌中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的“道”以考察

典故的形式露出了冰山一角, 然而也使得诗歌的创作不自觉地走向了“掉书袋”式的模式———书读的多,

才能写出更好的诗作。由此看来, 杜甫就像是普度众生者, 给宋代诗歌创作者以希望和方向。但这种局面并

不是杜甫单方面形成的, 而是宋代诗人与杜甫相互交织形成的。就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虽有“仙”才, 却

无“仙缘”, 长久地伫立在地上世界, 永远抬头仰望“仙”所在的地方。正因为无法证得诗中“道”的部分

, 所以只能作为地上“有限”的“圣”而存在, 给后代的诗人们不断带来希望。杜诗给宋代诗人提供了速成

的捷径, 所以杜甫该是“圣”, 甚至是“圣”之祖。李白则不然, 就像诗句“手可摘星辰”、“疑是银河落

九天”、“又疑瑶台镜”一样, 他更加接近于诗中的“道”, 在凡物中窥见非凡事物, “仙”的气息无比纯

粹, 时代、机缘造就了他的“仙缘”, 最终从凡世中飞升而上, 成为世人不断冲击而无法企及的里程碑。

实际上, “仙”与“圣”是宋人对于时代典范的选择。正因为宋人需要杜甫, 所以杜甫必须留下, 称为“圣

”, 救宋人于无法把握唐诗的苦难。宋人对于时代典范的抉择, 同时也从侧面体现出其在社会主流思想上的

明确倾向性, 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可以说, 宋人在唐诗研究中对于时代典范的选择

, 无疑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论的指导, 通过把握单个具有典范意义的诗人的创作风格与思路, 从而间接介

入并把握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诗人的作品。这样的时代典范于研究前代文学作品的后代文人而言, 无疑是荒

漠中的一汪清泉、沧海中的一轮明月, 使得后代的研究有了着力点, 有了方向, 有了出路。

5 结束语
无论是天上的“仙”, 还是地上的“圣”, 都无法躲过时代典范抉择的左右。不管是轻盈而上, 还是沉着厚

重, 都是诗“道”的外显形式, “仙”与“圣”相反相成。正是在这样不断地继承和突破中, 才形成了我们

所知晓的宋代唐诗学, 而这种对于时代典范的把握, 也正是我们于继承和品评前代文学创作时所值得借鉴的

方法和必须具备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