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典籍《公羊传》,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从多个角度对其内涵进行了描述
。老子主张“以一为本,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注重整体的和谐统一;孔子抒发了用“
王道秩序”一统天下的抱负, 描绘了国强民富的盛世景象。秦始皇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使这一理想成为现
实, 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 “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为推动经
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文化传承作出过重要贡献。然而, 随着古代统治者将“大一统”思想的涵义
局限于“一元统治”, 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日渐消磨, 其应有的活力也逐步丧失。在扬弃古代“大一统”
思想的基础上, 将“多元联合”理念融入其中, 重构多元一体的当代大一统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 对
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增强民族凝聚力, 营造包容文化氛围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 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局限
1.1 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价值
首先, 与同一历史时期以分裂割据状态存在的其他民族相比, 由统一的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引
导,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封建制度下小农经济的分散性, 推动了经济发展。例如,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
会”模式中, 水利灌溉工程对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指出:“在东方的农业生产中, 由于
受到辽阔的疆土和文明水平的限制, 无法产生自愿的联合。因此需要中央集权政府进行干预。农田灌溉依
赖于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这种提升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需要由中央政府建设。如果政府忽略排水或灌溉,
将会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1]
其次, “大一统”的中国古代社会较好地实现了士、农、工、商的有序分层, 使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在一定
程度上得以实现, 保障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古代的思想家提出“大一统”思想, 在抒发自己政治抱负的
同时, 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憧憬;统治者奉行“大一统”思想, 加强中央集权, 巩固了统治;士族阶层实现
了家族权力的传承;读书人通过考试获得了稳定的上升通道;商人积累了财富;农民享受着安稳的生活。
再次,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关键因素。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中, 唯一没有中断,
也没有泯灭的, 就是中华文明。回溯历史, 周边游牧民族曾屡次侵入中原大地, 甚至取代中原王朝, 建立
新的统治。然而, 无论朝代如何更迭, 居住在中原地区的百姓们始终抱有对国家统一的高度认同, 游牧民
族最终被同化, 文明得以传承。
1.2 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局限性
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 古代统治者将大一统思想的涵义局限于“一元统治”, 即专制。在专制思想的
影响下, 多元文化形式被终结, 儒学自身也被逐步简化为“八股”, 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缺乏进取意识和
创新精神使封建王朝走向穷途末路。
中世纪的欧洲在很多领域都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中国, 日耳曼人、高卢人、凯尔特人忙着为了瓜分古罗马
帝国的领土而彼此明争暗斗, 连年战争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马可波罗游记》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欧
洲再美, 也比不上一个地方, 它的名字叫中国。”[2]然而, 随着“航海大发现”, 世界格局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 富有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的欧美诸国先后凭借强大的海洋势力崛起。与此同时, 中原王朝的
统治者却很享受在一个封闭的国度中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益处, 周边小国的臣
服和朝拜使他们思想中最后一丝开拓进取精神随着时间消磨殆尽。当明朝航海家郑和疾呼“欲国家富强,
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 危险亦来自海上”时, 统治者却以在短期内无法带来明显利益为由将
远洋计划束之高阁, 错失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3]
2“大一统”与多元化的有机统一
在西方文明中同样存在着“一统”思想, 英文单词“United”具有“联合、统一”的涵义, 无论是在英国
(The United Kingdom) 还是美国 (The United States) , 都崇尚通过“联合”达到一种“统一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 由于人发展过程的多样性、差异性、独立性, 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多元性是客观
存在的, 强调“一元”是一种“注重共性、忽视个性”的做法, 不利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因此, “大一
统”不是一元化, 而是一种“统一关系”。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通过博弈分析, 提出了著名的囚徒困境, 即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下无法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 并最终导致个人、集体利益同时受损的情况。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
森提出了解决囚徒困境的一个有效条件———联合。他指出囚徒困境的本质是一种非合作博弈, 如果双方
进行联合, 各自作出一定的牺牲, 就能够更好地实现集体利益。
以美国大学教授同一门课程的两位教授之间的关系为例, 由于学术论文在评职称中的重要性、以及课时费
相对不高等原因, 导致教学效用为负 (对于教授来说, 在同样的时间内撰写学术论文, 或在外讲座能获取
更高的收益) 。两位教授都不认真备课时, 所授课程考试成绩无法达标, 两位教授名誉受损, 效用均为-
5;如果有一位教授认真备课, 考试成绩即可达标, 认真备课的教授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 效用为-8,
不认真备课的教授运用同样的时间、精力撰写学术论文或在外讲座, 效用为3;两位教授都认真备课时, 能
够大大提高效率, 缩短备课时间, 效用均为-1;此时两位教授陷入了“囚徒困境”, 虽然认真备课带来的
集体效用 (-1, -1) 更高, 但是从个人利益出发, 他们都会选择不认真备课 (-5, -5) , 导致名誉受损。
要改变这一困境, 最根本的方法是调整博弈机制, 使教学效用为正 (即提升教学效果、学生评价在评职称
中的作用, 大幅增长教学成绩优异者的课时费) 。在新的博弈模型中, 两位教授都不认真备课时, 所授课
程考试成绩无法达标, 两位教授名誉受损, 效用均为-5;如果有一位教授认真备课, 考试成绩即可达标,
认真备课的教授能够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效用4, 不认真备课的教授运用同样的时间、精力撰写学术论文
或在外讲座, 效用为3;两位教授都认真备课时, 能够大大提高效率, 缩短备课时间, 效用进一步增加, 均
为5;此时, 两位教授的个人最优选择与集体效用最大的选择 (5, 5) 一致, 能够实现由“囚徒困境”的非
合作模式向“共赢性博弈”合作模式的转变。
因此, “多元联合”的统一关系能够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从而增加社会福利, 但有两个前提:一
是合理的制度设计;二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3 发展多元一体的当代“大一统”思想的路径
3.1 发展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国家观, 推进“合作治理”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 现代国家的功能主要分为政治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一方面, 国家的
政治性功能主要表现为对内实行统治, 对外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另一方面, 国家的社会性功能主
要是提供法律保障, 制定普遍性的行为准则, 并应用辅助原则管理社会事务。
构建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国家观, 关键在于推进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合作治理是指通过合理的制度
安排, 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非盈利组织、公民自组织等多种治理主体以民主的形式平等
地参与、密切地合作、共同进行社会治理的方式。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公共事务, 各治理主体发挥的作用
也不尽相同。
在政治性公共事务方面, 市场和社会组织受限于自身的作用和影响力, 难以发挥显著作用, 需要由政府发
挥主导性功能。如备受关注的南海问题, 涉及国家领土主权, 必须由政府主导, 综合运用外交、军事等多
种手段,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进程, 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在政治性公共事务的治理领域,
一方面, 政府应运用科学的方法, 全面深入地分析事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在此基础上集思广益, 制定科
学的战略决策;另一方面, 政府应善于利用各种有利资源, 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和市场辅助治理, 提升治理
的效率。[4]
在经济性公共事务方面, 市场应发挥其中心作用, 政府和社会组织则发挥辅助功能。一方面, 市场具有主
体多元性、交易社会性、运行法制性、体系开放性、竞争公平性等优势。[5]另一方面, 市场具有高效的
自我调节能力, 能够遵循竞争原则, 进行资金的筹集和优化管理,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如改革开放以
来, 我国的民营企业以市场为中心, 加强创新, 通过规模经济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进一步走上了
规范化、专业化的道路。在经济性公共事务的治理领域, 政府应努力发挥好辅助作用。首先, 政府应该坚
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捍卫公平正义, 鼓励创新发展。其次, 政府应为市场的良好运行提供完善的法律、政
策支持, 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再次, 政府应完善危机应急机制, 增强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保障市场的平
稳运行。
在社会性公共事务方面, 应以社会组织为中心, 充分发挥其自主治理的能力, 由政府和市场进行一定的配
合。如政府通过出资购买公共服务等形式, 开展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不仅能够有效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量
, 同时也能降低行政成本, 遏制从公共服务中谋利的倾向。在社会性公共事务的治理领域, 一方面, 政府
应加快推进管理方式的创新, 积极调整自身角色, 精简政府职能, 把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务交给
社会组织承担;另一方面, 政府应给社会预留一定的自主治理空间, 提升社会组织和成员的主体意识, 激
发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为民意表达开辟有效途径, 有效缓和各类社会矛盾。
3.2 发展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观, 倡导“包容文化”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 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融合的过程从未停止。希腊文明在汲取了巴比伦文明与埃及
文明的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 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石;古印度文明融入了巴比伦文化、希腊
文化、波斯文化的精髓, 繁盛一时;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学习、借鉴西方文明的成果, 实现了飞速发展
。
在中华文明中, 儒、释、道三大文化之所以能够共同存在, 相互融合,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共有的思
想宽容的倾向, 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思想观念所未能充分体现和应用的。儒学是中国社
会的主流思想, 古代统治者运用“三纲五常”的基本道德规范维护自身统治。然而事实上, 儒学的内容并
没有局限于此, 而是在不断吸取和同化外来事物的过程中持续发展的, 不吸收佛教思想, 就不可能有宋明
理学;不吸收道教思想, 也不会有陆王心学;不吸收自然科学的观念, 近代儒学就无法进入人们的视野。
儒学的宽容精神在现代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如何协调多元价值观念、平衡多元利益诉求已经成为公
众聚焦的社会热点问题, 除了依靠法律的道德规范调节以外, 宽容精神正在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 人们要学会换位思考, 承认、允许多元价值观念的存在, 不干预个体选择的自由和权利, 对个体
的宗教信仰、终极关怀等持中性立场。另一方面, 不同的个人、集体、国家之间应当彼此宽容, 不能强制
性地要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 而是应该通过协调机制建立起一个共同准则, 并严格遵守。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另一方面也要大胆借鉴世
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西方文化中既有契约精神、公民权利意识等精华, 也存在着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糟
粕;我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对个人道德的培养, 却缺少公共领域的规范;在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优秀传
统文化、西方文化精髓取长补短、相互融合是大势所趋。构建包容文化体系的关键在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 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
求, 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6]
思想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前提下, 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和西方文化中的精髓, 倡导包容文化, 能够实现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 为人们提供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
, 让人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3.3 发展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民族观, 构建“民族共同体”
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 中华民族体现了强大的凝聚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 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浴血奋战, 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应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融入于中国当代“大一统”的民族观念,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合法权益, 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国的民族问题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 反映在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等多个领域。由于自然、历史、社会
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各民族在发展水平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要真正实现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 就要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 致力于解决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国家重
点扶持, 尽快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当地居民生活环境;通过鼓励和
指引少数民族群众有序地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 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
了解、增进感情。在各族人民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上, 通过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民族凝聚力, 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
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保障。只有五十六个民族同心同德、携手并肩
, 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凝聚成勇往直前的强大力量, 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朝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4 结束语
古代“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文化传承作出过
重要贡献。“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瑰宝, 实现“大一统”与多元化的有机融合, 将赋予它新的
生命力。随着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应用, 包容文化体系的逐步形成,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持续增强, 增加社
会福利和改善民生的目标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