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一个国家、城市或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上的活动。进行外交的目的在于建立能够满足彼此需求的关系,如互派使节、军事交涉、开展会谈等等, 从内容上可以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分类。明初, 朱元璋就十分注重与东南亚、南亚等国的海上往来, 积极构建稳定的海上贸易关系。但是由于海盗的频繁袭扰,杀害明朝使臣和抢劫向明朝朝贡使团的现象时有发生, 海上贸易往来一度中断。明成祖朱棣即位后, 奉行“内安华夏, 外抚四夷”天下太平的外交思想, 这同时也是他的治国理念。因为“靖难之役”的影响, 明朝的形象并不是很好, 朱棣为了使国内政治进一步得到巩固, 迫切需要通过外交来创造新的局面。永乐三年(1405年) 至宣德八年 (1433年) , 受皇帝指派, 郑和率领船队七次远航。明朝试图以自身的强大国力建立以明朝为主导的、规范化的和平亚洲新秩序。

1明初主要外交方略

明朝建立后, 对内采取礼法兼备的治国方略, 成就显著。为了进一步正规封建统治秩序, 明朝统治者实行了多种惠民政策, 社会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 各项秩序井然。明朝对外始终坚持以“和顺万邦、对外开放、不事征战、敦睦邦交”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外交政策, 并且始终坚持“以和为贵、以德睦邻”的基本外交理念,这使得明朝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明朝国力逐渐强大起来。

1.1方略一:恪守“和顺万邦、天下太平”的宗旨

伟大的中华民族自古在对外关系上就秉承讲诚信、修和睦的优良传统, 中华儿女积极追求和平、热爱和平,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郑和下西洋前, 中国周边国际环境动荡, 尤其是东南亚的爪哇、暹罗对外扩张, 杀害明朝使臣, 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 根本不把明王朝放在眼里。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危害了明朝的稳定与发展。成祖派遣郑和率海船两百四十多艘下西洋维护海上安全与稳定、平息各类冲突、消除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矛盾。虽然船队有两万七千多人, 军事实力强大, 但是并没有进行侵略扩张乃至殖民统治, 而仅仅是进行礼仪文明的交流, 此举充分展示了明初选择的是和平外交的方略。郑和自明永乐三年开始第一次率船队远航, 他凭借“宣德化而柔远人”的为善理念, 秉承“共享太平世界”的和顺宗旨, 完全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的航海理念, 堪称世界和平外交的典范。自古以来, 争取和平与维护和平始终是中华民族最高尚的道德追求。“和为贵”的外交方略, 本质就是“礼仪”与“和善”的治国思想在外交领域的成熟运用。这种和平外交的思想是中国通过广泛的外交实践得来的珍贵财富, 它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底蕴。不可否认, 这种文化传统为明王朝赢得了海外国家的敬仰, 也为当代中国确立和平外交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古代中国以和平外交的方式完美展现了泱泱大国的风范, 郑和率领船队远航对世界与中国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中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和平外交政策。

1.2方略二:传播“对外开放、和平沟通”的思想

明初统治者积极推行“走出去, 引进来”的政策。皇帝不仅派遣船队造访其他国家, 互通有无, 而且欢迎海外国家来明朝贡, 对海外朝贡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郑和七下西洋, 把中国进步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品 (如丝绸、瓷器、漆器、铜钱、茶叶等) 带到南洋各地, 同时将南洋的土特产和奇珍异兽 (如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 带回了大明, 增进了明朝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了解和互信。明初与其它友好国家的贸易形式是以朝贡与回赐制度的方式进行的, 这种贸易方式就是外国向明朝皇帝朝贡本国的贡品而明朝对朝贡国回赐商品, 这是一种官方的贸易形式。这种贸易在形式上满足了明朝统治者高高在上的自满心理, 朝贡国则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种慷慨大度的经贸活动虽然是不成熟的、是封闭僵化的, 但是它赢得朝贡国对明朝的好感并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促进了明朝与朝贡国的经贸交流。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应以对外开放为前提。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上, 不仅有广播文明积极开放的时期, 也有闭关锁国盲目自守的时期。前者象征着远播和平理念, 国家威望不断壮大, 而后者往往是面临外部侵扰不断, 王朝逐渐败亡, 外交关系也显得混乱动荡。郑和下西洋的举措是明初皇帝对外开放、和平沟通思想最好的诠释。郑和率领船队多次到达并穿越印度洋, 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以及好望角, 到达了当时中国航海史上的最远地区。郑和下西洋后, 各国纷纷遣使来朝, 并有渤泥、满剌加、苏禄、古麻剌四个国家七位国王亲自率团先后访华。据史料可查, “永乐年间, 入明朝京师的外国人最多时达万余人, 出现了中国古代几千年来少有的外交盛况。”[1]郑和还提出“国家欲富强, 不可置海洋于不顾, 财富取之海, 危险也来自海上, 一旦他国夺取南洋, 华夏危矣”的见解。[2]郑和的见解使得古代中国对海上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战略视野得到了极大地拓展。为了增进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郑和始终坚持“薄来厚往”的贸易原则, 这样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关系, 使海上丝绸之路繁荣起来。这种开放和大度使得中国和平外交理念得到了传播和发展, 同时将中国和平的礼治外交推向了鼎盛, 确立了和谐的国际关系。

1.3方略三:坚持“宽容释嫌、不事征战”的原则

明初在面临与外国的争端问题上尽量保持克制。朱元璋曾经说:“古人得天下, 不在地之大小, 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 地非不广, 及末主荒淫, 国祚随灭, 由此观之, 何不惧乎。”他提出对周边邻国, “得其地不足以借给, 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徒慕虚名, 自弊中土, 载诸史册, 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 阻山越海, 僻在一隅, 彼不为中国患者, 朕决不伐之。”明朝政府始终没有因为与邻国发生了小冲突而动辄诉诸武力, 始终坚持不侵略的外交基本原则, 做到宽容释嫌、不事征战, 以更多的精力来稳定国内社会和促进经济发展。不同的航海模式以及海上政策体现了各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不同性质, 郑和下西洋创造了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一样的航海模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影响航海行为, 并根据海外需求建设海上力量。郑和下西洋正值明初的“永乐之治”年间, 国内休养生息, 经济蓬勃发展, 一片繁荣景象。郑和于此时带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 他并不以发动战争兴兵讨伐为手段, 也不以掠夺财富扩张领土为目的, 而是以在政治上恢复和发展明朝政府与海外国家的友好外交关系为首要任务。郑和下西洋没有拓展一块疆土, 没有带回一个奴隶, 没有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 还积极剿灭沿途海盗, 将仁爱思想传播友邦。在世界历史上, 堪称和平航海的模范。明朝统治者虽有让四夷小国入贡称臣的帝王思想, 但并非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去控制、干涉那些藩属小国。明朝积极通过给友好国家册封、颁布信诰等一系列举措, 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明朝始终坚持以诚相待、以德睦邻的原则来善待周边的小国。这与元朝那种凭借武力侵略扩张的政策有本质的不同, 也不像近代殖民主义国家就是为了更多地对殖民地进行血腥的控制和奴役。因此新建立的明王朝很快得到邻国的拥护,这种支持也奠定了发展中外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

1.4方略四:传承“互利合作、敦睦邦交”的传统

明朝建立后, 便迅速派遣使节去周边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明朝皇帝极力宣传他们的和平外交政策, 并力求改变由于元朝穷兵黩武, 与周边国家矛盾重重的现状。但明初外交活动并非一帆风顺, 有的使节被周边国家阻止入境, 有的使节甚至惨遭谋害。面对这样的外交僵局, 明初统治者依然不遗余力地宣传对外睦邻友好政策, 积极恢复元朝以来与周边国家断绝的官方关系。通过不懈努力, 周边国家逐渐认可了明朝的和平外交方略。郑和下西洋更加激发了中国与亚、非诸国的“互利合作、敦睦邦交”的传统。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的理念和智慧, 同时很注重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中国能够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核心就是“求发展, 谋共赢”。中国古代的“王道思想”就是“重邻倚邻、以德服人, 礼义为先、避战慎战”, 讲求礼尚往来, 互通有无, 对他国不存在威胁的思想。[3]明朝作为一个大国, 十分希望与其他国家发展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一个国家利益的获取不在于以大欺小、恃强凌弱, 而在于在互利共赢中谋求共同发展, 在遵循道义中得到认可。明王朝坚持朝贡制度, 这种制度也不代表要统治他国, 干涉他国内政, 仅仅是为了构建一种地区和平治理秩序。明朝被尊为中央大国, 但明朝绝不运用武力扩张的政策。

2明初外交思想的经验启示

明初的外交方略是其统治者基本国策的重要体现。外交方略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和边疆安全, 同时也决定了其他国家对明王朝的政治态度。可以肯定的是, 明初外交方略对当时乃至中国的后续发展, 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显著的效果。

2.1启示一:坚持积极稳妥的外交思想导向

明初统治者以积极稳妥、友好和平的外交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赖和支持。明王朝建国初期, 明朝皇帝就主动向四方派出邦交使臣, 并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但是, 有的使臣也遭受一些国家的拒绝入境或残忍杀害, 明皇帝以冷静和克制之心避免了更多的武力冲突。明朝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实践, 使得周边国家充分理解了明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使得他们愿意以和平的心态与明朝友好往来共同发展, 周边友好国家也实实在在得到了这种政策所带来的积极利益。正因为利益驱使, 逐渐周边小国纷纷争取与明朝建立官方往来关系。积极稳妥的外交思想是一种大智慧, 更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包容与谅解。明朝统治者以其积极稳妥的睿智思维赢得了邻国的赞誉, 纷纷前来朝贡。从与他国“信不好通”的明初外交到永乐年间多次派遣郑和远洋发展贸易的壮举, 很长一段时期内良好的外交形势空前绝后。正因为在外交思想导向上积极稳妥, 明王朝作为亚洲大国的地位才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尊重。

2.2启示二:建立国强民富的外交物质基础

“弱国无外交”, 事实证明, 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也很难在外交关系上占有发言权和主动权。明初统治者本着善待邻邦、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 有效地减少了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冲突, 最大限度的阻止了大规模的劳师远征对外用兵。这样, 它就能集中精力发展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 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先进生产力, 使得发展速度惊人, 物质积累显著。据资料显示, 洪武末年至永乐初期, 已是仓库粮食充足, 人民生活富裕, 国家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这丰厚的物质基础为明朝扩大国内生产进行国家建设和对外交往都有了富足的资金和物资保证。正是由于国家富强了, 国库储备丰富了, 这就保证了明朝的“朝贡与回赐制度”的顺利推行, 虽然对明朝来说, 这种制度并不能取得丰厚的经济回报, 但是它赢得了周边国家的尊敬, 也体现了明朝作为天朝上国的大国风范。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建立丰厚的物质基础善待它国, 以强大的国力慑服它国, 以“求发展, 谋共赢”的外交方略处理国际关系才是我们的智慧选择。大国强调应该和平发展、以德服人, 在彼此合作中谋求共同利益, 任何一个“世界警察”性质的国家都得不到世界人民的认可。明朝在处理国际援助问题方面, 也是采用“劝和息争”的方略, 尽量避免冲突, 绝不轻易使用武力, 在特殊情况下, 也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2.3启示三:遵循反击外患的外交基本原则

明初仍然面临一些敌对势力的威胁和袭扰。无论是对待东南沿海的倭寇势力, 还是对待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威胁, 明朝都表现出一种坚决抗击的强硬姿态, 展示了国威以及不甘示弱的决心。在东南沿海倭寇作乱严重、北部边境面临蒙元军事压力的局面下, 明王朝以其“和平发展、友好往来”的外交理念成功地在亚、非等友好国家中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郑和的船队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东海岸诸国, 大力宣传了明朝的强大与繁荣, 结交了不少友好国家, 缓解了西部以及南部边疆地区的压力。这使得明朝皇帝能全力以赴的消灭蒙元顽固势力和倭寇。永乐年间, 明成祖朱棣亲自率领军队兴兵讨伐蒙元, 深入大漠数千里作战并大获全胜, 从此解决了来自北方蒙元的威胁。与此同时, 由于郑和率船队在南海的活动和东南沿海海防实力的加强, 沿海戍边官兵对倭寇给予了沉重打击, 从此倭寇猖獗的侵扰活动得到了有力遏制。永乐十九年, 辽东望海埚战斗歼灭了倭寇主力大部, 从此百余年倭寇不敢再对我挑衅。对蒙元和倭寇作战的全胜, 源自于明朝统治者遵循反击外患的原则, 源自于对强敌绝不示弱的决心, 源自于周边友好国家的信任和肯定。

3结束语

鉴古知今, 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发展的代言人, 在发展与其它国家的友好邦交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互利互惠的原则。在今天和平崛起的进程中, 中国应该始终坚持总体外交政策, 辩证的处理外交关系。只有以德睦邻, 以邻为善, 以邻为伴, 才能更好地争取周边的和平环境和世界人民的支持, 才能创造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环境。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突出矛盾和地区热点问题, 中国对待它国应该坚持恩威并施原则, 在树立良好的形象的过程中不失展现一个大国的力量和担当, 积极地化解矛盾, 争取朋友, 赢得威望。由此可见, 明初的基本外交方针对今天中国的发展仍有积极而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