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 国家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全面实施和建设阶段。“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与中亚、东欧、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开展商贸活动的新通道和实施经贸合作的新平台, 对于拓展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 提升外向型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南通处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江苏沿海开发及上海自贸辐射区等多个重要国家战略的叠加区域, “一带一路”建设战略为南通外贸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势必产生一些挑战和压力。为融入和对接“一带一路”战略, 南通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 抢抓新机遇, 化解新挑战, 努力开拓对外开放新空间, 提升对外贸易对南通经济的贡献度, 推动南通开放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1当前南通对外贸易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期、国际国内形势和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 南通市对外贸易近年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对外贸易进入低速稳定增长的“新常态”。当前我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发展格局, 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另外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世界经济总体呈现低速增长态势, 外部需求不振, 内外部经济环境严峻, 导致南通外贸也进入到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据南通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2年南通外贸进出口总额263亿美元, 同比仅增长2%, 在2013年短暂反弹之后, 2014年进出口总额316.5亿美元, 同比增长6.2%, 2015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232.2亿美元, 同比下降2.9%, 南通进出口贸易自2009年 (-2.60%) 之后再次出现负增长, 外贸发展情况不容乐观。

第二, 外贸转型升级初见成效, 外贸发展方式还需进一步转变。近年来, 南通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外贸产业转型升级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 对外贸易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以光伏产品、机电产品、船舶及海工装备为代表性的外贸出口产业优势进一步确立 (据南通市统计局数据, 2015年前三季度三大类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6%、4.1%和3.6%) ;不过, 虽然外贸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外贸发展方式仍需改善和提高, 尤其在纺织品和化工产品等传统出口产品上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外贸出口主要还是采取资源依赖、数量扩张和低价竞争等方式加以推动, 缺乏技术创新, 产品附加值总体偏低, “调结构、促转型”还将是今后外贸工作的重点。

第三, 外贸主体增长明显,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稳步上升。据南通市统计局数据, 截至2015年上半年, 南通市具有进出口业绩的企业数量为4 765家, 较2010年 (3 780家) 增长了26.06%;外贸进出口规模超亿元的企业达到22家, 数量与2010年持平;民企企业进出口规模达到54.7亿美元, 占比35.4%, 与2010年 (26.8%) 相比比重上升了8.6%, 显示民营企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 对外贸的贡献逐年递增, 正在逐渐缩小与外资企业(2015年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为89亿美元, 占比57.6%) 的规模差距。

第四, 一般贸易比重微幅上升, 加工贸易微幅下降。根据2010年和2014年《南通统计年鉴》资料, 2010-2014年, 南通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从55.46%上升至59.08%, 加工贸易进出口比重从37.55%下降至35.67%。由于一般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通常要强于加工贸易, 所以一般贸易的比重持续上升将有利于提高南通对外贸易的长期贡献度。

第五, 传统外贸市场份额逐步降低, 部分新兴市场份额明显上升。根据2010年和2014年《南通统计年鉴》资料, 2010-2014年, 美国、欧盟和日本作为南通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份额由53.98%下降至50.67%, 而同期部分新兴市场份额却保持总体上升势头, 其中与韩国的进出口份额由5.63%升至7.30%, 与巴西进出口份额由3.39%升至5.72%, 与东盟基本维持均衡态势, 进出口份额维持在11%左右。新兴市场份额的增长, 拓展了外贸发展空间, 分散了市场风险, 促进了南通对外贸易稳定均衡发展。

2“一带一路”建设对南通外贸发展的影响

2.1“一带一路”战略带给南通外贸发展的机遇

第一, 促进对外贸易空间区位跃迁, 形成资源集聚优势。长三角是“一带一路”联动的交汇地, 作为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的南通, 既是长江经济带与新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承载地区, 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延伸地之一。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实施和逐步推进, 南通空间区位必将进一步跃升, 区域经济布局将对南通外贸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这将对南通形成巨大的经济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 南通将汇集更多、更广阔、更密集的产业流、商贸物流以及信息技术流, 使得南通外向型经济发展在空间上获得更多全国性与全球性资源, 形成资源集聚优势, 最终实现能级与层级上的历史性跃迁。

第二, 促使外贸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 外贸发展质量将不断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给南通外贸产业提供了进一步推进转型升级的条件和机遇, 随着国家和地方配套政策逐步出台, 将刺激南通外贸产业的专业化优势、生产成本优势、品牌优势等显现并不断增强。今后南通外贸出口产业将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和升级, 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例将不断提高, 高端外贸产业价值链将逐渐完善, 外贸发展质量将不断提高。所以, “一带一路”建设, 将从国内与国际市场、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 促进南通生产与贸易的多元化、高端化和便利化, 从而加快实现外贸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 比较优势将进一步发挥, 助推优势产业 (企业) 向外快速拓展。近年来, 政府通过资金和政策支持等方式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 创建和培育自主品牌, 加强企业合作, 扩展出口产业链, 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和企业。笔者通过对2005-2014年南通主要商品对外竞争力系数 (对外竞争力系数=净出口/进出口总额) 进行测算, 近十年来南通传统出口商品如船舶及浮动结构体、纺织服装、鞋帽、皮革制品等出口竞争力系数稳定维持在0.9以上, 出口比较优势显著;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明显提升, 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系数由2005年的0.28提高到2014年的0.5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系数由2005年的0.05提高到2014年的0.43。今后,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南通可以结合自身条件在提高内生发展质量的同时实现向外快速拓展, 在区域经济中的产业分工效应和转移效应将逐步显现, 这对未来拓展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将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南通的优势产业也将获得更大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2“一带一路”战略带给南通外贸发展的挑战

第一, 国际环境的复杂化产生的贸易风险。随着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开放性和互融性不断提高, 南通对外贸易面临的环境也将变得更加复杂。从政治环境来看, 一些国家政局不稳、政党更替频繁, 容易产生政治风险 (如国有化、外贸管制、进出口禁令等) ;从经济环境来看, “一带一路”沿线既有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诸多发展中国家, 自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经济发展十分低迷, 整体经济尚未复苏, 2014年GDP增长率为零,市场吸纳能力不足制约了南通的对日贸易, 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总体恢复尚可, 但部分国家如泰国、印尼等经济增长缓慢, 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南通与东盟国家外贸发展层次和水平;从社会环境来看,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社会运行体系混乱, 法律制度朝令夕改或缺失, 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盛行等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南通外贸经济稳定发展。[2]

第二, 国际市场竞争面临双重挤压。“一带一路”在获得更大市场空间的同时也将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一方面, 南通出口的高端产业如精密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强大压力, 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大多数高端产业领域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和竞争力,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 南通高端产业将加快走向国际市场, 这将不可避免和发达国家争夺市场, 竞争势必异常激烈;另一方面, 南通中低端出口产业如纺织、服装、电子、化工等将面临周边新兴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强力竞争, 导致传统的出口优势将逐渐弱化。

第三, 政府对外贸易职能转变与调整的紧迫性和有效性。“一带一路”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 这对政府的对外贸易职能转变与调整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在“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 南通对外贸易如何做到与国家战略紧密对接、协调推进, 这将对地方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的能力水平提出全新的考验和挑战, 比如:政府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识程度和重视力度如何;对外贸易职能部门的配置与分工是否明确合理;外贸发展方式能否正确转变;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思路是否清晰、执行力度如何;外贸政策与产业发展、投资、金融等经济政策能否做到统一性、协调性和科学性等等。这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政府如果没有重视或处理不当都会耽误重大战略发展机遇, 从而影响未来南通对外贸易进一步深化发展。[3]

3“一带一路”战略下南通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策

3.1顶层设计, 统筹规划与协调, 推进对外贸易向更高水平发展

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和把握“一带一路”战略的丰富内涵, 紧密围绕国家总体战略布局, 以更加开放、科学、严谨、创新的思维, 统筹资源, 把握方向, 加强协调, 尽早制定并落实好南通开放型经济对接“一带一路”的路线和方针;加强和完善外贸管理顶层设计, 优化外贸主管机构和配套机构设置, 明确部门分工和职能配置, 建立科学高效的工作流程;外贸发展战略应与南通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紧密结合, 促进经贸政策与投资

金融、产业发展规划及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性和联动性;东扩西进, 重点设计和打造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部署, 扎实稳妥推进与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 努力建设对外贸易协作发展、双赢互利、务实创新的长效机制, 推动南通对外贸易整体迈向中高端水平。

3.2积极打造开放平台, 加快和完善对外贸易载体与制度建设, 改善外贸环境

积极推进南通对外开放平台建设, 进一步增强外贸辐射能力;加快综合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建设, 做好产业规划和筛选工作, 入驻企业应和南通支柱产业相互依托, 相互拉动, 形成区域内企业资源整合和集聚优势;借鉴上海自贸区做法与经验, 开展南通滨海园区规划与建设, 充分挖掘其港口、航运、现代制造等产业优势, 从而与上海自贸区形成产业互补和协作, 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的示范和扩散效应;加快电子口岸建设和跨境电子商务建设, 通过信息化手段和互联网平台等载体构建现代外贸服务平台, 促进对外贸易的便利化和高效性;加快对外贸易制度建设, 完善地方开放政策法规体系, 加强制度法规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务实性研究,确保贸易政策与投资、产业政策有机联动。[4]

3.3发挥区位优势, 夯实经贸合作, 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积极发挥南通区位优势, 加强与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资本合作, 创新合作模式, 提高技术研发能力和营销经验, 提升南通高端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传统出口优势产业的投资和产能合作, 利用东南亚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进行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 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错位竞争;进一步发掘与拓展重点产品的进口业务, 充分利用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自贸区协定,引导外贸企业拓宽进口渠道和进口产品领域, 促进外贸平衡发展;大力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 积极探索投资生产、开拓销售等多种合作模式与发展空间, 使南通自身的经济增长体系转化为跨境区域增长体系, 提升我们的国际贸易的主导权、定价权和资源配置权, 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5]

3.4加强贸易环境风险评估, 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增强外贸风险抵御能力

政府和企业应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环境调研和风险评估, 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法律制度、民俗民风等, 充分了解和掌握这些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变动情况,根据调研评估结果有的放矢开展沿线对外经贸合作, 努力克服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 降低外贸风险;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一方面继续巩固和发展对日贸易, 由于日本经济目前整体尚未复苏, 外贸企业应适时进行对日出口战略调整, 主动缩减低端产品出口规模, 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加快“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 (如东盟、韩国等) 的开拓力度, 近年来沿线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总体较好, 尤其是韩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市场经济复苏良好, 新型市场经济环境转好给南通外贸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今后应快速抢占海外新兴市场, 形成先发优势, 从而增强外贸的抗风险能力。

3.5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加快外贸转型升级, 积极推进“创新驱动”出口战略

契合“一带一路”战略, 积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进一步加快外贸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引导外贸经营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创新化方向发展, 提高外贸发展质量和出口创汇能力;紧密依托区域内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 充分发掘纺织、服装、造船海工、光电等产业的比较优势, 大力发展产业集群, 巩固和增强产业出口整体竞争力;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积极引导和培育出口产业向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领域发展, 加速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 坚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 培育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 促进外贸可持续发展;加快加工贸易的升级, 在产业布局上应重点考虑产业对地区经济的辐射作用, 促使产业的生产加工环节向上游的研发设计以及下游的售后等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延伸和发展;积极推进“创新驱动”出口战略, 加快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6]

4结束语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国家发展战略, 南通应重视和把握好这一发展契机, 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地开展战略对接和政策部署。同时, 南通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 对外加强优势互补和政策沟通, 全面提升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贸合作水平和层次, 对内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进一步转变和贸易结构调整与升级, 以形成更加鲜明突出的外贸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优势。通过内外并举、密切对接“一带一路”战略, 从而打开南通对外贸易的新局面, 实现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