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年04期
61-64
出版日期：2016-12-25
ISSN:1006-6977
CN:61-1281/TN
郑和督师十万从桃花渡出使日本说探讨——评程万军《鲜为人知的“郑和下东洋”》
2014年11月20日, 光明网转发了《南京日报》刊载的题为《鲜为人知的“郑和下东洋”》的文章, 文章作者为程万军 (以下简称“程文”) 。[1]“程文”提出:“‘郑和下东洋’的故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先于‘下西洋’发生了。永乐二年, 即1404年, 郑和督师十万从桃花渡 (今浙江宁波附近) 东渡出使日本。”以及“郑和带着20多个倭寇首级和足利义满‘臣服表’回国交差, 朱棣找回了超越老爹的面子, 满心欢喜, 对日本国‘嘉其勤诚, 赐王九章’, 又向源道义赠送了金银、瓷器、书画等物, 并允许日本国朝贡团人员总数可多至二百人, 在江浙贸易。此举促使当时中日关系的改善, 也是郑和出使日本的成果”。笔者认为该文的观点恐违史实, 不敢认同, 特将自身的观点提出, 以抛砖引玉, 意在倡导学术争鸣之风, 以还原历史真相。
1 朱元璋与朱棣父子对日本交往和海禁说法恐违史实
“程文”称:“明朝建立前后, 倭寇猖獗, 边患频仍。明太祖朱元璋一怒之下, 断绝中日交往, 实行海禁。朱棣夺得帝位后, 希望四海宾服, 便试着开放海禁。岂料这样一来却让日本浪人钻了空子, 如潮水般涌来。倭寇势力渐大, 越闹越凶, 甚至有时候明朝官军都不能敌。”
但笔者认为史实并非如此。明初, 朱元璋虽然对倭寇猖獗的活动很生气, 但也并非因此与日断交, 而是耐心地与日本政府进行外交交涉。朱元璋在即位当年的十一月就派出使者到日本诏示, 在日本九州的征西将军宫怀良断然拒绝接待的情况下, 他并未采取任何报复, 而是于第二年又派出外交使团杨载等七人再赴日本, 责备倭寇侵扰。但日本宫怀良亲王竟蛮不讲理地杀死了明朝皇帝派去的使者5人, 并把使团团长杨载关押了三个月才放还。受到如此严重侮辱与伤害, 朱元璋也没有“一怒之下”断交, 而是第三次派出以赵佚为首的外交使团赴日, 并送还明朝捕获的日本海盗和僧侣15人, 宫怀良亲王这次仍然要杀中国使者, 经赵佚义正词严地声明后才罢休, 然后派了个日本僧人到南京, 并送返倭寇从明州 (即今天的宁波) 、台州掠走的居民70多人。朱元璋第四次也派中国僧人作代表往日本。[2]
至于与日断交的缘由, 可以整理表述如下。根据《明史》记载, 明初左丞相胡惟庸阴谋篡国, 想借助日本兵力支援。他假奏宁波卫指挥林贤有罪, 并把他贬到日本, 令他与日本君臣沟通, 然后又复林贤的职位, 遣使召还, 同时暗中致信日本国王借兵。林贤回国时, 日本国王派遣如瑶率兵四百名, 诈称入贡献巨烛, 内藏火药刀剑。但如瑶到达时, 胡阴谋已败露, 不能施计。几年后, 日本藏兵助篡事露, 朱元璋大怒, 这才因此与日断交, 而并非如“程文”中所言。
关于朱元璋实行海禁的原因, 笔者也有不同观点。由于与朱元璋争夺统治权的国内政敌张士诚、方国珍所部原先活动在江浙沿海—带, 并还建有—支战斗力很强的海军, 在斗争失利后, 他们逃亡海上, 继续与朱元璋作对。朱元璋怕陆上的人与海上敌对势力勾结—起反对他的新政权, 所以实行海禁。至于中国对海外国家间的朝贡贸易的启闭, 则视对方是否诚信。由于日本叛服不常, 虑其欺诈, 朝廷在期限、规模上加以限制。对非官方的民间海外贸易, 则一律严禁。朱棣上台后并未像“程文”所说实行“试着开放海禁”。相反, 朱棣上台半个月就重申海禁:“沿海军民人等, 近年以来, 往往私自下番, 交通外国, 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洪武是他父亲年号, “遵洪武事例禁治”, 就是命令各地官府按他父亲规定的禁令, 法办那些敢于私自出海贸易的人以罪。朱棣厉行海禁不但用法律手段, 也用技术措施。如永乐二年规定:“禁民间海船, 原有海船悉改为平头船, 所在有所防其出入。”航海用船, 一般都是尖艏船, 以便劈浪、提速, 改为平头就不适于航行在海洋, 只能在风较平静的内河、湖泊或海滨, 这正是海禁严格的象征。海禁其实就是政府禁止中外私人之间的海外贸易, 既不许中国商船私自出海, 也不许外国私人商船来中国贸易。禁的是人民和走私军人, 当然不会禁朝廷自己。朱棣到死也没有“试着”解除过对自己人民海禁, —切中外物资交换必须通过政府之间进行, 即外国以朝贡、中国以赏赉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下, 官方管理机构就是成立的浙江、福建、广东几处市舶司。当然, 有的外国商人冒充该国官方来朝贡, 口岸官员并不严查, 让他们出售商品, 自己也可捞点好处。
倭冦的继续出现, 并不是因海禁松弛而导致的。倭寇存在原因很复杂, 有日本内部原因, 也有中国自己因素。“程文”声称:“必须指出的是, 明朝所谓‘倭寇’……不是政府正规军, 而是日本政府也管不了的海匪。”此话并不确切, 倭寇确实不是“政府正规军”, 但政府还是管得了的。如前所示, 经朱元璋遣使交涉, 日本征西将军府把倭冦掳掠中国明州、台州的70人送还, 就是日本政府可以掌控的明证。问题在于日本政府对倭冦采取放纵态度, 当他们想从明朝获得高利益时, 才抓捕一些侵犯中国的倭寇送来作为求利的筹码, 或是在明朝给了他们政府以外交压力和利益后, 才配合中国抵抗倭寇。“程文”的说法在论证逻辑上, 制造一个不存在之因, 结出一个无端之果, 至少在客观上是帮当时的日本政府推卸责任。
2 所谓“郑和东渡出使日本论”应是以讹传讹
“程文”中对于此论未列出任何根据, 笔者起初以为是报纸摘录时省略了, 放心不下, 乃专程到国家图书馆找到该文出处的书, 即通俗政论书《谁主东洋》。该书对“郑和督师十万使日本”这一说法也并未注明出处和理由, 无法令人信服, 具体探讨如下。
第一, 该书提出:郑和下日本的目的之一是寻找被篡位而失踪的建文帝。《谁主东洋》说:“郑和下东洋的主要使命是什么?当然也不排除上述 (下西洋) 五个目的, 尤其是寻找建文帝这一项秘密使命不能排除。因为按照地理方位, 建文帝如果流亡海外, 应该先到东洋, 再到西洋。向东洋首站当属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3]但是, 建文帝上台后开始与日本解冻, 但当时尚未来得及建立较好关系, 怎么会把逃亡和寄希望再起之地选择在毫无把握的日本?逃亡地的选择, 主要决定于目的地能否安全窝藏自己, 生活是否适应, 对将来是否有希望, 而不是决定于地理方位与距离远近。另外, 学术界对明建文帝的下落有各种各样传闻, 却不曾见有支持逃亡日本之说, 倒有否认去日本之论。[4]
第二, 该文所谓郑和带了十万兵使日, 却未举出任何文献证据。连文中引以为据的《明书·戎马记》也未说“郑和督师十万出使日本”。笔者查阅了当时朝廷记录永乐朝政事的《明成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 并翻看了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等人著作及后世《郑和家谱》等, 都未有郑和督师十万下日本的蛛丝马迹。如果真有永乐帝任命郑和率十万远征军赴日之事, 《明成祖实录》等文献应对此等重要事件有所反映。
从永乐二年所谓郑和使日本之年算起, 到《筹海图编》写成定稿的150多年间, 未见有明代史料提到郑和带兵使日之事。比《筹海图编》稍前约六年问世的郑晓《皇明四夷考》卷上《日本》说:“靖难后, 太监郑和率舟师三万下西洋, 日本遣人来贡, 并擒献犯边贼二十余人。即付使人治之, 缚置甑中蒸死。”也还没有说有郑和使日。直到嘉靖三十九年 (1560年) 定稿的《筹海图编》中才首次出现所谓郑和使日之事, 但既未说出距发生事件150多年的后人忽然发现此事的根据, 又把事情说得如此混乱不堪, 所以并不可信。
第三, 从事理分析, 无必要和可能。永乐帝朱棣对臣下说过自己只想和平生息, 不想对外国随便用兵:“朕今休息天下, 唯望时和岁丯, 百姓安宁。至于外夷, 思有以备之, 必不肯自我扰之, 以疲生民。”这些话并非朱棣口头上说说的漂亮话, 在对外政策上基本是执行了的, 尤其是对日本非常优厚忍让。朱棣夺取政权后, 要极力证明自己是父皇 (朱元璋) 的合理继承人。既然父皇祖训定日本为不征之国, 他怎会轻易去做对己政治不利的事, 贸然派出十万大军去远征日本呢?永乐二年确有倭寇侵犯浙省的穿山, 直隶省的苏、松, 牺牲了一名千户, 但比起以往倭寇侵掠, 还不算特别严重, 用不着因此派十万大军讨伐。另外, 这时朱棣刚上台才几个月, 立足未稳, 诸事纷乱, 不可能立即组成十万水军。永乐二年, 郑和正忙着接受新任命, 即当宫中四品太监。永乐三年, 郑和正在忙下西洋事, 并无分身术。所以, 郑和率十万大军使日的说法缺乏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四, 古籍源头存在问题, 必须清本溯源。《鲜为人知的“郑和下东洋”》或《谁主东洋》作者虽未说明领兵十万赴日的立论史源, 笔者已查明其出于《筹海图编》, 具体内容为:“ (永乐) 二年, 贼掠浙江穿山, 而掠沿海。上命太监郑和暨王景弘、侯献等, 率师二万八千有奇, 海船二百八艘, 赍敕谕其国王源道义, 源道义出师获其渠魁以献。又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舡水军十万, 诏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 擒献犯边倭贼二十余人。即命治以彼国之法, 尽蒸杀之。今铜甑猶存, 炉灶遗址在芦头堰。降敕褒奖, 给勘合百道, 定以十年一贡, 船止二只, 人止二百, 违例则以寇论。又遣通政使赵君 (居) 任赐其国玉冠服、文绮、金银、古器、书画”。当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专家汪向荣、夏应元合编的资料书中引述了这一版本这段话, 并有一评注:“《筹海图编》所纪有误。日本的‘首先纳款’和郑和无涉, 且是永乐元年的事。而擒献犯边贼二十余人是永乐三年十一月的事, 而此处均系于永乐二年。”[5]这一评注虽然正确, 但还不够周到和透彻。笔者核对了2007年中华书局新出版的有今人校注本《筹海图编》。在中华书局校注本中, 在“又”字前后文字, 并不紧排在一起, 而是分别在两处。“又”字前的一段文字处在该书第401页的《直隶倭変记》中;而后的一段文字则处于校注版的第171页, 即古书卷二上《倭国朝贡事略》中, 且多出一句“成祖文皇帝永乐二年, 入贡。”而没有“又”字。两段并起来的其余内容与一段连在一起的版本相同。
就连在一起的版本而言, 所引古籍不难看出有横加添入的破绽。前头一段明明说郑和等三人率二万八千兵去了日本, 向源道义传达永乐帝意旨。紧接一个“又”字后, 插进永乐帝命郑和统督十万水军谕诸番。此种表述于理不通。同在永乐二年的一年内, 既已派郑和率2.8万水军去了日本, 怎么又能派郑和率水军十万谕诸番呢?而且结果都是一样的, 即献20余名倭寇。何况, 永乐二年, 郑和何曾有谕诸番之事?下西洋是在永乐三年六月下诏, 冬天才起航。尚未发生的事, 怎么能在其一年前就生效了呢?两种版本的共同错误是郑、王、侯三名太监一起率兵使日本, 王景弘并未曾出使日本, 侯献即侯显出差在西藏, 不可能在此时同郑和一起率兵赴日本。
3 今人不该轻信古籍并加码
古人的错误, 今人上当受愚弄, 不该嫁罪于今人, 但今人也有该自己负责的部分。《筹海图编》总体看是一部重要而又很好的书, 但两派后人各为祖先争光而插手过。在这过程中, 有意无意中窜入伪作或误句是难免的。《筹海图编·倭奴朝贡事略》虽然错误地写进了郑和领兵十万, 但也还未说他带了十万兵去日本, 而是说他去“诏谕海外诸番”, 而“诸番”重点应指下西洋所谕的西洋各国。要强词夺理, 也可说包括日本, 但决无道理把“诸番”当作日本一番。退一步而论, 若郑和真的奉命督师十万赴日, 师出有名吗?当时日本执政者己是主动向明朝示好的源道义, 他在所谓郑和使日的前一年, 即永乐元年, 就遣使圭宻等率三百人, 奉表献马及铠胄、佩刀、玛瑙、水晶、硫黄诸物。明朝回赐圭宻文绮、绸绢衣, 并銭钞、纻丝、纱罗有差;赐其通事冠带, 命礼部宴之。仍命遣使 (按:当指赵居任) 同圭往。赐日本王冠服、锦绮、纱罗, 及龟纽命印。永乐二年日本两次来使表示友好。第一次, 源道义遣使梵亮奉表, 贡马及方物, 谢赐冠服、印章。 (永乐帝) 命礼部赐钱钞、彩币, 及宴赍其使。第二次, 源道义遣使永俊奉表, 册贺立皇太子, 并献方物。命礼部赐钱钞、彩币及宴赉永俊等。
在这种情况下, 朱棣不可能派大兵去日本。至于当年四月, 发生了倭冦劫掠直隶和浙江, 完全可以通告日本来使, 回去请日本国王立即管束其人民勿得再来中国作寇, 已作寇的应加惩办。随伴日使回国的明使, 也会向源道义宣谕永乐帝意旨。如其不理, 再施加压力也不迟。事实上, 郑和并没有去, 第二年即永乐三年, 源道义就按明朝要求, 遣使源通贤等奉表, 贡马及方物, 并献所获倭寇尝为边害者。日本学者著作也反映郑和没有去日本。
此外, “程文”说:“据《明史.戎马志》记载:郑和下东洋只做了两件事。一件, 晓谕明成祖旨意:‘使其自行剿寇, 治以本国之法。’二件, ‘许以贸易。’双方签订《勘合贸易条约》……日本人在条约规定下, 持诏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书画、资财等等, 尽可以通过‘合法途径’, 而非‘野蛮打劫’地拿走。”按《明史》并无《戎马志》, 只有明末人傅维麟的《明书》才有《戎马志》, 是作者张冠李戴。所谓郑和在日本与源道义双方签订《勘合贸易条约》, 不能成立。笔者曾在著作中提出:“第一, 不存在勘合贸易条约这件事。勘合贸易是有的, 而条约是不存在的, 这是日本学人一厢情愿的提法, 签订条约是近代史国际关系处理方式, 当时无之。且永乐初, 日本幕府将军源道义对明以“臣”相称, 性质乃是‘贡赐贸易’, 方式则是勘合贸易。第二, 郑和未曾履行缔约的中方代表签字订约, 所以是臆测之说。”这段话对程先生文章仍是适用的。因为没有任何当时史料作证, 而《明书》是清初的作品, 且对所说内容未交代任何出处, 所以本身就缺乏史料价值。
4 十万大军从桃花渡起航赴日并不可能
退一步假定, 即使郑和确实率十万大军赴日, 也不可能从桃花渡启航。“程文”说“郑和……从桃花渡 (今浙江宁波附近) 东渡出使日本。”然而, 桃花渡的位置并非在“宁波附近”, 而是在宁波城市中心, 是明朝宁波府治同廓的鄞县城的东门渡口, 也是明代宁波城门口繁华地区。明代成化四年 (1468年) 出版的《宁波郡志》称:“东渡, 即桃花渡。”该渡所在的甬江是—条中型河流, 江面宽度在明初与现代宏观变化不大, 桃花渡江面根本停泊不了大量的航海大帆船。即使多批排队登船, 让己装兵员的船分别停泊沿江各处岸边, 也会拥挤不堪。宁波在汉代称为句章港时, 确曾作当海军基地, 横海将军韩说率大军就曾从句章港出征。但在明初, 桃花渡早已是商港, 并非明代军需供应地, 不可能在该处集合千艘军舰出发。明代具有军港功能的港口在长江里南京或长江口刘家港。如果是一般对日出使和接使, 只有几艘规模的使船, 桃花渡是适合的, 因为宁波港是唐代中期以来的中日、中朝航线的传统国际开放港。所以, 桃花渡作为大军出发地是不可能的。
5 结束语
笔者认为“程文”关于“郑和下东洋”的说法有违史实, 不能令人信服。如果未先行外交交涉, 就贸然督十万大军到日本兵临城下, 这样的说法实际上破坏了郑和率舰队下西洋“和平使者”的形象。本文对“程文”的“郑和督师十万从桃花渡东渡出使日本”的评论, 是笔者20多年来一贯的立场和学术主张, 并无任何个人成见, 如有不妥, 欢迎广大学者进行探讨。